走进80万人的艾滋生活

2011-12-6 作者:未知 来源: 互联网 点击查看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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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  李妍|北京报道

  2011年12月1日——第24个世界艾滋病日,北京的大宝和阿莲将结为合法夫妻。这是一场推迟了八年的婚礼。

  2003年,出差在外半年的大宝在同事的怂恿下走进了“红灯区”,一年后,大宝突然腹泻不止、低烧不退,然后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。当时的大宝26岁,刚刚晋升某汽车品牌华北大区业务部经理,并计划在年底结婚。

  在医生的再三催促下,大宝坦承了一切,并告诉阿莲,她很危险,要去检查。现实是残酷的,阿莲未能幸免。

  “一切都过去了。”阿莲从不谈及往事,她说,要计划当下和未来。

  试完婚纱,阿莲轻挽着大宝,走过满是红丝带的街边宣传栏。大宝说,其实他并不愿意在这个日子结婚,每年这个日子,他都觉得格外的难熬。“铺天盖地的‘艾滋病’让我喘不过气来。”但也只有这个时候,“朋友们”才能聚在一起。“我还是希望热闹些,我能给她的本来就不多。”大宝说。

  为了一年一度的节日联欢,更为了这对恋人的婚礼,数百人正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,一起分享这份幸福和快乐。

  等死

  老莫用魔鬼形容自己,至今,他仍经常梦见用到弯曲的针头和装满血的铁桶。

  1997年,第一道曙光出现——我国最早的艾滋病治疗小组成立。《献血法》颁布,血浆经济得以全面遏制。

  “我们这些朋友,每个人都要先死过,然后才能好好活着。”老莫穿着笔挺的西装,打着红色条纹领带,这是他为了当证婚人特意准备的。

  老莫是圈子里的“老大哥”。1989年,老莫25岁,在河南的一个县城里修摩托车。那一年,血浆经济来袭,老莫嗅到了“卖血致富”的“商机”。“当时觉得卖血一本万利,比干活、读书都来钱。”老莫一天卖三次血,抵得上半个月的工资。

  同年,在云南瑞丽,我国首次集中发现146例艾滋病感染者,都是因吸毒从境外传入。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”北京地坛医院性病艾滋病治疗科主任赵红心在接受《中国经济周刊》采访时感慨道。从此,艾滋病病毒开始四处流窜,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蔓延着。

  1994年,老莫和哥哥已经升级为“血头”。“当时谁不卖血就是不务正业,全村男女老少,为了排队卖血大打出手。”也正是那一年,全村都盖上了一砖到顶的大瓦房。

  老莫用魔鬼形容自己,至今,他仍经常梦见用到弯曲的针头和装满血的铁桶。

  临近春节,老莫的哥哥高烧不退,不到一周,就死了。第二年,村里死了13个人,其中包括老莫的妻子和母亲,从此,老莫孤独无依。1996年清明节,跪在坟头的老莫第一次听到了艾滋病这个陌生的名词。

  比病情更可怕的,是“没有活的希望”,老莫回忆说,当时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。“‘上面’定期送来一些粮食、日用品、感冒药和痢疾药,司机都不敢下车,让我们自己爬到车斗上搬货。”渐渐地,在河南、云南等地出现了被称为“艾滋病村”的孤岛,老莫每天一动不动地躺在炕上,等死。

  1997年,千里之外的北京终于出现第一道曙光——我国第一家艾滋病治疗小组在地坛医院成立。刚刚从事传染病工作3年的赵红心大夫被调配为小组成员开始参与专项医学研究。同年,《献血法》颁布,血浆经济得以全面遏制。

  1998年,《血液基本标准》、《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》和《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》陆续出台,只是,艾滋病疯狂蔓延的触角已经遍及全国,31个省(区、市)已均有艾滋病疫情报告,河南、河北、湖北等地受血浆经济影响成为重灾区。

  1999年,赵红心大夫所在的地坛医院成立了专门的艾滋病病房,设置了不到10个床铺。“有了收治,才能做项目,研究出治疗办法来。”赵红心大夫回忆说。

  活着

  钱都花完了,也玩累了,还没死,怎么办?罗哥决定好好活下去,他卖了车,借了钱,住进地坛医院。

  2000年春节刚过,北京的专家团就来到艾滋病重灾区,与当地医务人员一道,进村诊疗。专家们手把手教当地医务人员怎么问诊、比较、判断,怎么开药、监控、治疗。

  罗哥是最早一批“不幸中的幸运儿”,接受了地坛医院的救治。

  罗哥当时34岁,上有老下有小,还是一位国企领导。他有一个极为隐蔽且至今不为家人所知的身份——同性恋

  1998年夏天,在一个阳光充沛的午后,罗哥被宣判了“死刑”。从此,罗哥度日如年,“最痛苦的是不敢睡觉,怕醒不过来了。”

  一个月后,罗哥瘦了五公斤。罗哥决定“豁出去了”,取出所有积蓄,把面包车换成桑塔纳,直接开到了云南。罗哥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奢侈:五星级宾馆、千元大餐……“直到钱都花完了,也玩累了,还没死,怎么办?”忆当年,罗哥大笑不已,“活着往往比死去更需要勇气。”

  1999年,“等死未遂”的罗哥决定好好活下去,他卖了车,借了钱,住进地坛医院。

  在当时,除了经济负担沉重,每月医药费数千元之外,最让罗哥揪心的事是缺药。为了找药,赵红心大夫一直积极与国外医疗机构联系,希望获得帮助,可是,国外药品引进中国需要拿到批文,获得认证许可,要走的程序非常繁琐,尤其是在艾滋病认知尚且薄弱的彼时,从正规渠道拿药的希望日渐渺茫。

  罗哥的生命日渐微弱。无奈之下,赵红心大夫决定铤而走险,通过私人邮寄的形式,拿到了国外的实验药品。“实在等不了了,不能看着他死吧?”从那时起,罗哥视赵红心大夫为救命恩人。

  老莫也终于等来了生的希望。此时的老莫已经虚弱不堪,全身泛滥的皮炎将他折磨得夜不能寐,更可怕的是,他出现了明显的肺炎症状,时常咳到全身颤抖,喘不过气来。

  2000年春节刚过,北京的专家团就来到艾滋病重灾区,与当地医务人员一道,进村诊疗,老莫三年来罕有地走出了家门,坐在村头的大榕树下。

  赵红心医生将此行形容为赤脚医生的“板凳坐诊”。对面坐着一排患者,专家们手把手教当地医务人员怎么问诊、比较、判断,怎么开药、监控、治疗。条件好时,在村委会问诊,条件差时,就地打坐。

  这场从天而降的甘霖及时地滋润了老莫荒芜已久的生命。老莫的皮炎、肺炎得到了有效治疗,艾滋病病毒也得以控制,最重要的是,“有了求生意志。”老莫开始积极配合治疗,每天跑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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